根据《商君书》的规定，秦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，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、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。斩杀的首级越多，获得的爵位就越高。这种制度使得敌人的头颅成为秦军士兵眼中换取地位和财富的“等价货币”。
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，秦兵作战时异常勇猛，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。2000多年前的竹简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：在攻打邢丘的战斗中，两名秦兵为了争抢一个对手首级，竟然自相残杀。另一枚竹简则记录：士兵甲斩获敌人首级后，士兵乙企图杀死甲并将首级据为己有。
史籍中对秦军的勇猛也有生动记载。韩非子初次接触秦人时描述道：秦人听说要打仗，就顿足赤膊、急不可待，根本不在乎生死。一位说客如此描述战场上的秦军：“他们光头赤膊，奋勇向前，六国的军队和秦军相比，就像鸡蛋碰石头……他们左手提着人头，右胳膊下夹着俘虏，追杀自己的对手……”
正是这种对军功的极度渴望，使得秦兵在战场上宁愿放弃头盔的保护，以轻装上阵，更灵活地杀敌立功。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，反而会妨碍他们杀敌晋爵。不戴头盔成为秦军展现勇猛和获取功名的一种方式。
等级与兵种：差异化的防护装备
尽管秦军有头盔，但并非所有士兵都有资格或条件佩戴。从兵马俑可以看出，秦军的防护装备存在明显的等级和兵种差异。
大部分步兵俑身穿简洁的皮甲，头戴布巾或小圆帽。军官模样的戴着牛皮做的板状帽子。而在一号坑前锋的三排弓弩兵，则完全没有任何防护装备，轻装上阵。这些差异反映了秦军严明的等级制度和不同的战术需求。
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完全不穿铠甲的士兵。他们手持白刃格斗的刺杀类兵器，却毫无防护。研究人员推测，这些可能是执行危险任务的“陷队之士”，相当于现代的敢死队。在重赏之下，这些不考虑生死的人承担起基本上有去无回的任务。
除了铠甲和头盔，秦军的下体防护也因兵种而异。轻装步兵主要使用“行縢”——一种用布条自足腕至膝缠绕的护腿；而重装步兵和车兵则使用“胫衣”——一种皮质围筒，防护更加完备。这种差异化的装备体系，反映了秦军高度专业化的军事组织。
技术与经济：不戴头盔的现实考量
除了文化和制度因素，技术水平和经济成本也是秦军不普遍配备头盔的现实原因。
虽然秦朝已进入铁器时代，但铁制品仍然成本高昂且易腐蚀。当时的金属加工技术有限，大规模生产铁质头盔面临困难。秦军将有限的金属资源优先用于制造攻击性武器，如矛、弩箭等，而非防护装备。
当时的武器以戟、剑等刺击类为主，攻击目标多集中在胸腹部位，对头部的威胁相对较低。这一特点也使得秦军可以将防护重点放在身体而非头部。
从兵马俑可以看出，秦军将领显然懂得如何制造精美的防护装备——石甲胄坑中出土的“鱼鳞甲”由800多片甲片组成，制作工艺精湛。实战中，他们有意选择了简洁实用的防护方式，这反映了秦人务实的军事思想。
历史的启示：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
再次凝视兵马俑中那些不戴头盔的士兵，看到的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谜题，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图景。
秦军不戴头盔，既是军功爵制激励下的主动选择，也是军事文化传统的体现；既有战术需求的考虑，也有经济技术条件的制约。石甲胄坑的发现证明，秦军并非没有头盔，而是在多数情况下选择不戴。
这种选择，一方面造就了秦军“虎狼之师”的威名，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其残酷的一面。在首级论功的制度下，战争变成了一场血腥的屠杀。据史书记载，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共杀死敌人约160万人，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
站在兵马俑坑前，仿佛能听到两千年前秦军士兵的呐喊。这些将士不戴头盔，或许是因为对功名的渴望胜过对生命的珍惜；他们轻装上阵，或许是因为灵活的机动比笨重的防护更能带来胜利。这些无言的陶俑，不仅展示了秦军的强大，也见证着那个时代的荣耀与悲歌。
秦军不戴头盔的现象，折射出军事策略、社会制度与技术条件之间的复杂互动。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一支既高效又残酷的战争机器，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